(1)花鸟形象比人物、山水出现要早,如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出现的花木鸟兽、虫鱼、龙凤等纹样。如长沙马王堆的帛画《人物夔凤图》等,当时还没有产生专门从事花鸟画创作的画家和理论,花鸟画也多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的。这些作品或是常有较多的装饰性,或是主要表现人物生活环境。
(2)唐代经济繁荣,统治者生活奢侈豪华,社会习俗与审美观念都有新的要求(此期间出现不少花鸟画高手,如画鹤的薛稷,画马专家曹霸、韩干,还有如韦偃画龙,戴嵩画牛等)。
(3)五代时期,出现了两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花鸟画家黄筌和徐熙,形成了“黄家宝贵,徐熙野逸”的两大流派,标志着花鸟画已进入成熟阶段。
黄筌:西蜀宫廷画家,重视写生,专写宫中奇珍异石,珍禽异兽,风格富丽工巧。
徐熙:南唐布衣,专画山野花鸟草虫,其画法“落墨为格,杂彩副之,迹与色不相隐映”。主张笔墨为主,设色为辅,墨迹与色彩互不相遮盖。
徐黄二体的不同风格遂形成五代以后花鸟画工整和粗放的两种风貌。
(4)进入北宋,因皇家画院独钟“黄家宝贵”之风,工笔花鸟画在此期间得到很大发展。直到北宋中叶,崔白、吴元瑜等创造了与黄家浓艳重彩大异其趣的“放笔墨以出胸意”的风格,才使宋初埋没多年的徐派画风得以光大。(宋徽宗赵结是北宋花鸟画的集大成者,使工笔花鸟画达到顶峰)。自此以后,工笔花鸟画便开始走向衰落,这与文人画出现不无关系。
(5)宋代文人画的兴起,宋代文人画的标志是水墨梅竹成为独立的画科,其代表人物是文人画理论的倡导者文同、苏轼等。他们主张“不专与形似,而独得于象外”,崇尚笔墨、形式的意趣,强调寓意抒情。可以说水墨梅竹是文人画理论的实践。因此水墨梅竹一经出现,立即被士大夫掌握,作为感事抒情的艺术形式而迅速地发展起来。
(6)到了元代,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发展文人画的良好土壤,所以水墨梅竹风行一时。特别是画竹,名家之多,作品流派之广,是任何朝代无与伦比的。元赵孟�\标新立异,主张以书入画,他的“石如飞白木如籀,写竹还须八法通”的“书画同源”理论,为其后以水墨变化为主的写意花鸟画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。而元代倪瓒的“逸笔草草,不求形似,聊以写胸中逸气”的说法,更是将花鸟画推向写意的航道。同时,墨法已备,艺术技巧也达到了足以适应这种表现的要求。不再取悦于工丽,以清淡的水墨写意为主,是元代花鸟画的一个特点。
(7)明清两代是中国写意画真正确立和大发展的时期。明代沈周的花鸟画强调笔精墨妙,擅用水墨淡色。继而有陈白阳在其水墨写意基础上以生宣纸作画,使水墨韵味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。徐青藤推波助澜,用笔更为奔放淋漓,“不求形似,但求生韵”,他的《杂花图卷》、《墨葡萄图》是其风格的代表,徐渭的大写意画风对清代的八大、石涛、扬州八怪及近代的赵之谦、吴昌硕,齐白石、潘天寿的影响极大。八大山人和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画家。他们无论在笔墨、造型、章法,还是在画中立意,画外寄情等方面都是别出心裁的革新者。八大山人以他奇古的笔墨画出的“伤心鸟”、“瞪眼鱼”传达了他孤高、愤懑的情怀。他的《荷花小鸟》、《孔雀牡丹竹石图》可以说是体现他艺术观的代表作。石涛是一位诗文并茂、书画冠绝的画家。他的花鸟画脱尽窠臼,挥洒自如,寓豪放于潇洒之中;他的《画语录》盛传于世,集中表达了他的艺术思想;他的“画者从于心”、“无法之法乃为至法”的独到见解,对后世的花鸟画创作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。受八大山人和石涛直接影响的画家是称为“杨州八怪”的金龙、黄慎、郑燮、李蝉、李方膺、汪士慎、高翔、罗骋等一批富有创造精神的画家,他们在继承优秀民族传统的基础上,摆脱种种束缚,不拘一格,大胆创新,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艺术珍品,成为清代花鸟画最为别致的创作。更值一提的是其中的郑板桥。他是杰出的画竹专家,他的思想情绪往往借他的兰竹作品和题画诗来宣泄。
(8)清朝末年,“海上画派”的出现,顿时使嘉庆、道光以来花鸟画冷落的局面为之改变。这个画派起于赵之谦,盛行于任伯年,吴昌硕,别树一枳,放射异彩,对近代花鸟画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。
(9)近代画坛受其影响的画家的赵云壑、王一亭、诸乐三、王个移、陈师曾、王梦白、陈半丁、齐白石、潘天寿、李苦禅、王雪涛等。他们不同程度地从吴昌硕艺术中吸取营养,同时发展各自特长,使得中国写意花鸟画出现了许多新的不同面貌。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下,一批有志于中国画革新的画家,努力从西画中吸取营养,以表现新的时代精神。最早体现这种艺术思潮的是以高剑父为代表的岭南画派。他们的花鸟画吸收西画的造型方法、重写实,重渲染设色、有较强的质感,清新明快,怡情悦目。
(10)同样,当代有成就,有创造性的花鸟画家,都十分重视生活,强调写生。无论是下笔奔放,造型夸张的刘海粟、朱屺瞻、崔子范、袁振西、张立辰、张大林,还是造型严谨,笔法工细的于非、陈之佛、郑乃等,由于作品中充满了新的生活情趣,反映了时代精神,均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喜爱。
写意花鸟画是花鸟画的一种,花鸟画中的画法中有“工笔”、“写意”、“兼工带”写三种。而写意花鸟画即用简练概括的手法绘写对象一种画法。
中国花鸟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,适应中国人的社会审美需要,形成了以写生为基础,以寓兴、写意为归依的传统。
写生就是“移生动质”,就是“变态不穷”地传达花鸟的生命力与各不相同的特性。寓兴,通过花鸟草木的描写,寄寓作者的独特感处,以类似于中国诗歌“赋、比、兴”的手段,缘物寄情,托物言志。写意,就是强调以意为之的主导作用,就是追求象中国书法艺术一样淋漓尽致地抒写作者情意,就是不因对物像的描头画脚束缚思想感情的表达。
为此,中国花鸟画的立意往往关乎人事,它不是为了描花绘鸟而描花绘鸟,不是照抄自然,而是紧紧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生活遭际、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给以强化的表现。它既重视真,要求花鸟画具有“识夫鸟兽木之名”的认识作用,又非常注意美与善的观念的表达,强调其“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”的怡情作用,主张通过花鸟画的创作与欣赏影响人们的志趣、情操与精神生活,表达作者的内在思想与追求。
表现在造型上,中国花鸟画重视形似而不拘泥于形似,甚至追求“不似之似”与“似与不似之间”,借以实现对象的神采与作者的情意。
在构图上,它突出主体,善于剪裁,时画折技,讲求布局中的虚实对比与顾盼呼应,而且在写意花鸟画中,尤善于把发挥画意的诗歌题句,用与画风相协调的书法在适当的位置书写出来,辅以印章,成为一种以画为主的综合艺术形式。
在画法上,花鸟画因对象较山水画具体而微,又比人物画丰富,所以工笔设色更具写实色彩或带有一定的装饰意味,而写意花鸟画则笔墨更加简练,更具有程序性与不可更易性。